“兄弟如手足”。在“六家门”中，算我家人丁最兴旺，兄弟六个，全是男孩。几个伯父及叔父家中，孩子生得也不少，但齐展展长大成人的不是太旺盛。二伯父还是绝后，孩子都早早的夭拆了，没有继承者。我家六个兄弟，个个长大成人，除了老四，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子孙后代。在我们兄弟六人中，最革命的是老三、成长路上最坎坷的是老四、最沉默寡言死得最年轻的是老大、小时候吃苦最多的是老五。
我们家中也有弱点。最大的弱点是高血压世家，这真是我家的“传家宝”了。我的五个兄长全都死于脑中风。我从三十岁开始，也发现有血压高。幸好，我的子女都没有血压高，可能是他们遗传了母亲系统的遗传因子，不幸中的万幸。
大哥罗升，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大后方回到家乡，一大一小才相见。这时，大哥已生四个孩子。回家后又生四个，共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大哥先在罗墅湾小学教书，我也随大哥在该小学读书。记得有一次，母亲怪罪大哥说：“瑞生跟着你去念书以后，现在回到家，话都没有说的了”。责怪大哥在学校里可能管得太严。其实，母亲错怪大哥了。可是，不管母亲怎么说，即使心里感到受了委屈，大哥从不申辩一声，沉默寡言不开口。
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常州私立正衡中学。当时，常州中学校的排列，按学校质量的好坏，是这样排序的，省立常州高级中学为第一；私立正衡中学为第二；私立常州中学为第三；私立辅华中学为第四。解放后，中学的序列也是如此，省常中、市一中（正衡）、市二中（私常中）、市三中（辅华）……。
我到正衡中学读书时，大哥已调湖塘桥小学任教，他经常晚上到常州来，把我喊上，一起到双桂坊马复兴面馆吃宵夜。这在当时来说，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后来，大哥又从湖塘调来市二初中任语文老师。五三年，父亲逝世后，我曾请假回常一次，有一张穿着水兵服在双杠上做平衡动作的照片，就是在大哥工作的市二初中操场上的双杠上表演时拍摄的。
再后来，对大哥的印象就只有他快离世那几天的印象是最深的了。因为大哥的丧事是我一手料理的。大哥辞世的那年，我已从海军复员回常，在常州日报社工作。一天晚上，我在上夜班，电话来说大哥中风了，我立即赶到他的学校。他是在批改作文时，头向一边一歪，就不省人事了。人们赶紧把他送到当时的武进医院（现在的一院）内科。当时西医对脑溢血还是束手无策，只是给戴上冰帽降温，吃羚羊角粉降压。五八年，正是大跃进时期，社会上乱糟糟的，没有什么正常秩序。到第三天夜上，请中医来诊断一下，开了药方，时间已是晚饭后了，抓中药的东丰裕药店也早已打烊。好不容易敲开了门，千恩万谢请人抓好药，煎好，我再送往医院。可当我提着药急匆匆走近病房时，大约已十时左右，已太迟了，太晚了。大哥已紧紧闭上双眼，白被单已罩盖他的全身，大嫂坐在床边，虽已伤心已极，却不敢哭泣。大病房共有八个病人呐，她唯恐影响人家。等我到后，尸体才被抬往太平间。享年42岁。
大哥睡的棺材到是一口质地很好的寿材。是一位地主成份的人在医院看病，但没有钱付医药费，拿他的寿材来抵费用的。正好大哥需要，我就把它买下了。大哥先是葬在新闸公墓，当时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是这样的：大哥丧事的一套顺序，都是出钱请人做的，包括把棺材抬到新闸公墓安葬等事宜，都在事先谈妥敲定了价格的。可是，到了那天傍晚时分了，太阳已落西山，抬棺的人仍迟迟不肯出行。目的是要增加工钱，那时我年青气盛，火冒三丈，但无济于事，明明敲竹杠，还是得让步。
大哥走后，大嫂在农村务农。一个女人要抚养8个孩子，实在不容易。第三个侄女那时是跟随大哥在城里读书的，我负担她读到初中毕业，她说不想读高中，要回家种田。于是她便回家务农，中断了在城里的学业。
二哥罗旸。几个兄弟中，二哥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一个，讲话也不讲究什么忌讳的。从大后方回来后，在罗溪敦本小学教音乐，这种小学是按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创办的。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思想较进步，教唱的歌曲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前卫的，讽刺挖苦腐败政治的曲子比较多，他经常组织油印的进步歌曲集是“黎明歌声”。后来，他到了常州影剧系统工作，一直从事影剧事业至退休。
在抗战初期，由于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盛行一种风气，有女孩的人家都及早把女孩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大嫂、二嫂、三嫂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我家的。大嫂跟着大哥逃难去了后方。二嫂、三嫂在家。现在的二嫂不是那时待成婚的二嫂。日本鬼子来后，进村就要找花姑娘。当时的二嫂因为没有躲藏好，被日本鬼子发现后强暴了。二嫂觉得遭受日本鬼子羞辱后没有脸面见人，后来就不声不响的离开了我家。如今的二嫂是二哥抗战胜利回家后经人介绍结婚的。
三哥罗我白。我三哥的人生，是激情的一生、进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所以，在三哥逝世时，我写了一首挽诗，内容是：
六十六个风雨年，
罗家革命你率先。
一生功过谁评说？
十弟慟哭在灵前。
武则天立了个无字碑，让后人评说自己的功过。其实，要别人评说干嘛，都是多余的。谁叫你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呐。在资本主义社会，象三哥最后这样的问题是受法律保护的，根本谈不上什么过错。
在我看来，三哥一生有过两次机遇。因为选择不当，可谓错过了好的机会，否则他人生的结局将大大地不同于现在。
一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考大学那年，他同时考取了当时最吃香的二个大学的学科：一是同济大学的医科，一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二个大学的这两个专业都是相当难考上的，但三哥都考取了，真是不容易，可惜的是他选择了学新闻，而没有学医。医科要读八年，当时学校离他住地也较远，加上经济上的考虑，还是他放弃了学医。关键是三哥那时思想追求进步，热血青年，新闻专业和政治有千丝万缕联系，当时他选择学新闻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岂不知，政治这玩意儿是很难捉摸的东西，不小心便成别人的牺牲品。去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的上海东方肝胆医院院长赵孟超教授，就是与三哥是同时代的、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如今八十多岁了，一年还要做几百例手术。为此，我总叹息，三哥那时要选择学了医该多好，现在一定是个很有作为的医学专家。
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到常州来选择到波兰大使馆当文化参赞的人员。条件有三：一是大学学历；二是十四级以上干部；三是四十二岁以下年龄。那时常州市委干部中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只有一人，就是三哥罗我白。外交部来选干部的人也看中了三哥，可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推说这是我市要培养的干部，怎么也不同意放人。就这样失去了到外交战线上去大有作为的工作机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市委领导的马前卒、牺牲品，吃尽苦头，受尽污辱。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就此默默无闻地暗淡下去了。
四哥罗时中，对四哥我该怎么写呢？对他确是既可恨又同情，一世的路，真叫一时失足千古恨。解放前夕他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要是在现在也应该是离休干部），去了重庆，在重庆团市委工作。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不知是罗广斌，还是杨益言，和四哥在团市委还是同事。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四哥抗战时期，在家乡沦陷区被抽壮丁去当过汪伪部队的伪军。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污点。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必然是一个要认真交待和认识的问题。可四哥脾气从小就犟，不能正确对待组织上的审查。尽管是被迫抽壮丁去当了汪伪军的，没有罪行，可是他不但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问题，反而闹着要脱离革命队伍回家。记得三哥多次来信告诉我说，他写信要四哥好好认识自己的历史问题，决不能脱离革命回家。但他不听，离开革命队伍回到了家乡。从此自暴自弃，一错再错，搞得母亲和大嫂全家不得安宁，一筹莫展。在困难时期，他一个人生活十分拮据，把父母亲的棺材掘出，变卖了钱，把尸骨放在罐里，埋葬在现在的地方。他这样做，当时在城里的人没有责备他不孝，为什么呢？由于是困难时期，三年荒年，十几里路看不到一颗绿色的菜，颗粒无收。为了生活，农村就有一股风气：偷偷的掘别人祖墓的棺材，变钱维持生活。所以既然这样，父母的墓让四哥掘了也就算了，免得让别人偷偷掘走了。四哥为了维持一人的生活，经常养这养那，变卖点钱，维持自己的生计。他本来是水产养殖学校毕业的，要在现在倒也可以发财致富。他一直过得清苦的。四哥每次到我这里来，我和义璞从没有另眼相看，仍热情招待。他独身一人，到48岁那年，一个晚上睡不过来，脑溢血去世了，走得倒也干脆。哎！象四哥这样，也是一个人生。
五哥罗晟。前面说了我们兄弟六人，从小算他吃苦最多，人也最忠厚老实。二伯父家没有儿子，旧习俗认为，没有子孙继承香火，是不好的绝屁股。我家兄弟多，所以父辈便商定，由五哥过继到二伯父家做儿子，原来“六家门”的住房是如此按排的。前面，中间是我家，东隔壁是三伯父，西隔壁是二伯父。我们的后面，中间是公屋，兄弟六家放粮食和农具的公用房屋，公屋后面，中间是大伯父，东隔壁是五伯父，西隔壁是小叔。我们和二伯父是东西隔壁，因二伯父家小孩少，家境也比我们富裕。五哥过去原本认为是很理想的一椿事情。可是，五哥就是不愿过去。几年来，不知多少次跑回家，父亲不准他回来。打他，一次次把他送过去，他还是逃回家。记得有一年，五哥在秧田里除草，一脚踩了一个深坑，原来这个坑是过去埋葬死人棺材的坑，里面障气（即毒气）很重，由此一直烂脚，烂得看到骨头，一烂几年才慢慢的好起来。就因为这件事，五哥跑回家后，父亲没有忍心再把五哥赶到二伯父家去，让他仍在家和我们一起生活。现在看来，五哥也算命好，如果他抵翤到二伯家了，后来土改时，二伯走了，那二伯家评为富农的帽子就五哥戴上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啊！那会一世不得翻身，被人管制生活一辈子，这将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不公，多么的残忍。对五哥来讲，由于他坚决不肯去，屡屡的往家跑的行动拯救了他自己。解放后，五哥参加了青干校，后来去了抗美援朝的朝鲜前线。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整个部队回国后来到青岛海军部队，和我在一起。1957年，五哥和我一起复员回到常州。因为他在舰上是枪炮电工，后来去了牵引电机厂工作。我因有志于新闻工作，便去了常州日报社。
我们兄弟六个虽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倒也都平平淡淡的渡过了一世；虽然没有相互间特别的关照，倒也相互照顾着人生道路上发生的一切。可惜的是兄长们似乎走得早了点儿，独留下我一个老弟在感叹残余的人生。
